她穿上了一套威武的黄戎服，腰间还常常扎着一根很利索的皮带。她的两根麻花辫子不见了，变成了短短的体育头。这个模样的她，身上的鲜艳的脂粉气全没了，变得英姿飒爽。
韩莹喜好得要命，特地把它摆在家里玻璃柜的最上面。
她每天都和她那些一样穿戴戎服的男同窗们忙乎“反动大业”。威风凛冽而又风采萧洒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偶然，还唱一些很有力量的歌。
可最让他打动的，倒是在火车开动的最后一刻。韩莹竟然一边挥手一边冲他大喊，“蒋海潮，我们永久是最好的朋友！不准你再用心冷淡我！本子里有我军队的联络体例，必然要给我写信！”
但可惜的是，他的十八岁尚未到来，跟着红旗飞舞，标语震天，他成为天下冠军的机遇就提早落空了。
他成了一个“海碰子”。那是最底层的，最不幸的人，是走在城里的大街上，都会被人们嫌弃，被人们惊骇，当作“逃亡徒”一样躲得远远的人。
固然当时侯的“大将”还是个傻瓜蛋，十一岁的毛孩子屁也不懂。但他却本能地觉着如果再见不到韩莹，那他宁肯不去体校，也不肯意像现在如许难受得要死。
再厥后，韩莹又参军从戎了。临行前，她特地来家里找过“大将”几次，因为他躲着不见最后只好留了张字条，上面写着她要乘坐的列车发车时候。
他冲韩莹结结巴巴地说，“这些，你拿去用吧。”
而“大将”只要一比及体校放假，就会去找韩莹，用体校生的补助，请她看电影、逛公园。
韩莹解缆的那一天，“大将”甚么也干不下去，最后决定不管如何也要见她最后一面，终究仓促忙忙地跑到了火车站。
“这、这……我如何能要你的钱？再说，这么多！”
韩莹看出“大将”的局促不安，便很风雅地把红日记本塞进他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