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说来，即便不监督本身，也应当设职监督行台当局。此前一是人才稀缺，二是为了行政便利，大司马以下唯长史、司马统管文武，对于政令贫乏中书、门下那类考核机构。固然处置中郎掌监察之任，但主如果面对官吏个别的，而非督责全部当部分分的运转，且裴诜、王贡的绝大部分精力实在都扑在对外谍报上面，要他们再加监督当局，未免能人所难。
陈頵正色答复道：“道与言一定符合，一言不听，一定其道不可。倘若谏臣所言，君主必听，则是以臣挟君也；倘若一言不听，即挂冠而去，是伪为龙逄、比干，而拟君为桀、纣也——此非诤臣，而是要名之妄人。大司马如出缺失、疏漏，頵自当直言进谏，若其事小，不听也可，但请更咨于众；若其事大，乃当固谏，即不我听，也不至于逃去……”
明天陈頵特地提出来，说关中行台就是个小当局，于军政两道的架构尚算严整、完美，但是为甚么独独不设诤谏之官呢？在朝中，谏官之设是为了讽谏君王，而在行台，大司马你大权独揽，无人能够制约，倘若不设谏官，随时指出你的失误和缺漏，你就不怕办错事么？
熊远点头，说确切，乃是王家的王羲之和庾家的庾翼，这会儿大抵正在拜见李茂约，兼请教于卫夫人呢。裴该便问：“卿等观二少年如何啊？”
谏官乃是中国当代独占的官职，传闻始于齐桓公设“大谏”，以鲍叔牙任之。但是也有一杆子捅去周初的，说“保”就是最后的谏官，那么兴周之大保（太保）召公奭就应当是谏官首级了。
遵循陈頵的说法，人没有不出错的，只要被人立即指出，进而加以改正，国度、当局才气趋势于正道。各级当部分分中都有人能够提定见，那是因为当局主官的权益并不顶天；大至州府，刺史身边另有别驾，名分君臣、高低，实在也就低半级罢了，天然不怕发言。君主之下，却没有比他略矮一头的——宰相也不成——故而要专设谏官；现在你大司马在关中行台也是一言九鼎啊，那你的行动又岂可不受涓滴制约呢？必定会出事儿啊！
历代以谏官讽君王、监当局，而以御史督责百官，但是到了宋朝今后，二者合流，并称“台谏”（台是指御史台），总监当局、百官，对于君主的讽谏职能却日趋萎缩——君权由之渐盛。
不过也无妨抽暇见见此二少年，特别是王羲之。他没筹算留此二少年在行台任职，一是对方春秋还小，又非甘罗、项橐，如何能够这就当官儿？二则庾翼将来如何，他记不清了，王羲之那但是纯粹的艺术家，没传闻有啥治国理民之才啊。
裴该畴前就讨厌“喷子”、“键盘侠”，但详细到谏官，细心想想，倒也一定有那么烦人。因为面对其他朝臣也就罢了，倘若面对的是主君，谁又敢以话术来混合视听，乃至于撒泼打滚、扣帽子耍赖啊？只要确切是在讲事理，即便事理不通，我又有何可惧？
就实际上而言，裴、陶二人对此事不大能够果断反对，因此陈頵便再次向裴该施礼，改口尊称“明公”，而自称“臣”——上下级之间，特别某官及其自辟的僚属，依秦汉之风即划一于君臣，起码礼数上如此，逮魏晋而俗稳定，大抵要到南北朝和隋唐今后，所面非人君而以“臣”自称的风俗才逐步灭亡。
陈延思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过而无可诤谏者，必定闭目塞听，乃至专断独行，而坏国度之事。即州亦有别驾，而行台唯大司马一人独尊罢了，若不能设谏官，听诤言，谘诹善道，必致蹉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