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有很多江南臣僚，特别是南边土著，通过各种渠道向洛阳请安，即便不明说愿为内应，也委宛地表态，倘若王师渡江，我等必从。比如说贺循之子贺隰，就派人奥妙渡江到洛阳来联络刘隗，说我当初在公门下，为公设谋脱难，这事儿您可还记得吗？
是以汇集、清算乃至补足这些文书的事情，就全都落到了著作局头上。按照裴该的预算，我如何着也能为后代多保全两三成的图书下来吧。
不过即便如此，时候也不成能拖得太长，一则于中原地区规复民生倒霉——南北资本要能相互畅通，才气对两边都有好处——二则也怕再生甚么变数，或者南人久望王师不至，终诚意寒。因此裴该在命王羲之、庾翼退下以后，便召枢部使、副许柳、郭默，以及新任兵部尚书张敞、侍郎杨清等人前来，商讨南征之事。
晋代的著作局很小，只任一名著作郎和八名佐著作郎；华朝的著作局，却在裴该的对峙下，范围扩大了好几倍，以著作监、丞为主副官，下设著作郎、校书郎等近三十人，首要任务除办理文籍外，还要他们重新梳理诸经、诸子，刊刻权威版本出来。
“南人孱羸，非我百战精锐的敌手，所虑者唯王敦海军也。则若以巴蜀海军相敌，非大造舟船不成。昔晋文（司马昭）于灭蜀前曾云：‘吴地泛博而下湿，攻之勤奋差难，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以后，因逆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虢取虞之势也。’厥后因受禅等事，及树机能乱于北方，定蜀十七年火线始伐吴。
一样在东吴，孙氏重用的也皆淮泗人士，彼等与江南土著之间的冲突，通过暨艳一案便可看得很清楚了。
庾稚恭的策论四平八稳，吏部以为有培养从政的资格，乃进为秘书。至于王逸少，经史方面的成绩比庾翼要强，策论则完整不知所云，是以固然同入秘书，却任职于著作局，为著作郎。
贺隰，另有纪瞻之孙纪友等人，那跟裴该也是有过友情的——曾经同游覆舟山，裴该北渡前，还通过他们向几家土著豪贵商借过赋税。只是现在裴该贵为天子，他们当然不好直接凑上去说：“皇上您还欠着我家的谷子呢。”而只能因贺隰曾献策救刘隗之功，要求刘大连帮手转奏。
在本来汗青上，东晋肇建后最显赫的家属是王、庾、谢、桓等，皆为侨客，所谓江南五俊——顾荣、贺循、闵鸿、薛兼、纪瞻——厥先人大多止步于州郡之守。特别琅琊王氏还则罢了，那庾、谢、桓等，在中原时不过二三流家世罢了，则东晋政权宁用彼等也不消江南大族后辈，由此可见一斑。
——学术能够会商，课本则必须是官方的，并且只能有一套！
实在甄随分开成都前，陶侃就几次丁宁过，说王邵伯护守宁州，抵抗巴氐已经十载，不管他是肯于从华还是仍旧心胸故晋，其志皆可嘉，其行皆可勉，你可千万不要仗驰名高位尊，特地摧辱于他啊。再者来讲，倘若他顺从王师还则罢了，若肯归从，我军毕竟远来，南中将吏必怀警戒之心，你如果行动无礼，若再逼反了彼辈，则于国度无功而有罪了。
拉返来讲，裴该这一日召见王羲之和庾翼，但愿他们能够作书送往江南，劝说王氏、庾氏等主动归降，以免蒙受兵器之苦。其实在这件事上，裴该内心很冲突，既但愿通过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军事行动，把江南的各种残腐权势尽量打扫洁净，更便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又考虑到兵危战凶，必致横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还是以不打为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