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调子与《虞美人曲》全不附近，委曲无一声类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进士落第，终究州县官。今《虞美人操》流行于江吴间，人亦莫知其如何者为吴音。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能够戛击，和之至，咏之不敷，偶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能够搏拊，和之至，咏之不敷，偶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敷。乐工之志，主于中节拍、谐声律罢了。古之乐工，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胜利于心，然后宣于声，则必有描述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以是动人深者，不独出于器罢了。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分歧。《周礼》：“笙师掌教篪笛。”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浮泛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识乐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笛乃令今时所吹五空竹笛。’”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笛不该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笛，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曲据。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虡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驽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虡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功德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以是审音而知政也。诗以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当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合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以是哀乐与声尚相谐会。古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听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