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远再次提起了笔，在一个一样的情境下，一个唐宋学者或一名当代学者何故取材，何故记之是大不不异的。
承远晓得寺院庙产是不征税负的，中原的气候转冷，又兼战乱的频繁，形成处所军阀很难将精力放在管理黄河之患上，灾害频出后农夫入不敷出纷繁逃户，而每当一次疆场的对垒时，败方的军队兵丁崩溃后常常不敢逃回军籍，恐受其咎，兵、农的脱籍构成了新的乱端，如果没有寺院的非税田产来吸纳这些丁口，无疑会构成更加可骇的费事。
“游方僧，”承远奇道，“到处皆是游方僧！几近十人中即有一人。”
汴梁城内的气象
坐在承远身边的王溥却晓得，承远一边不时的了望车外的天下，下笔时却在誊写一篇甚为古怪的东西，看似漫笔，却又不是。
窦染蓝对王溥的答复不觉得然：“我若饥渴，虽不至毋饮盗泉水，然宁死不进狐父丘食尚可做到。”
承远的这个比方充满着一种西方的谚语化的色采，王溥则非常必定：其言是一种极致的夸大。正所谓“六合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话出自庄周的《齐物论》，而王溥本人恰是以此为表字的。
“哦？一个著作必然要有效么？不管史乘杂记、逸闻条记，莫非必必要掺些经世致用，或是教养民气之言才可成书？”
他想的没错，现在的王溥从稿件的字里行间所体味到的不但是怪诞，而是一种略有些震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