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恤录儒士
唐朝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国度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故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以是安、史有子祸，仆固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坚信之，常于禁中饭僧，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犒赏。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此唐史所载也。予家有严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书，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闻于中夏，玄、肃、代三朝皆为国师。代宗初以特进、大鸿胪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内加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既亡，废朝三日，赠司空。”其恩礼之宠如此。同时又有僧大济，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监。赠其父惠恭兖州刺史，官为营办葬事，有敕葬碑，今存。时兵革未尽息，功臣老将，赏功赋职。不过以此处之，顾施之一僧，缪滥甚矣！
孙宣公谏封禅等
寿皇圣帝登极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少，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殿试；略通文墨者，地点州量试，即补承信郎。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仲春、绍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成以数计。偶阅唐昭宗实录载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客岁十一月赦书，皇三等以上亲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寺司起请承前旧例，九庙子孙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纳到文状，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纳到状，及违寺司条疏，不取宗室充系落下外，系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敕准赦书处罚。”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礼毕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亲，委中书门下各择有才行者量与改官，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但是亦有三等五等亲、陪位与不陪位之不同也。
唐察看使
三章论将幸亳州，曰：“国度克日多效唐明皇所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观其祸败，足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谏，得非奸佞乎？明皇奔至马嵬，杨国忠既诛，乃谕军士曰：‘朕识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觉寤。’但是已晚矣，陛下宜早觉寤，斥远邪佞，不袭危乱之迹，社稷之福也！”
自汉以来，官曹冗滥之极者，如更始“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晋赵王伦“貂不敷，狗尾续”，北史周世“员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补阙连车，拾遗平斗”之谚，皆显明显见者。中叶今后，尤其众多，张巡在雍丘，才领一县千兵，而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但是大将军告身博一醉，诚有之矣。德宗出亡于奉天，浑瑊之童奴曰黄芩，力战，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周行逢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各处太保”之讥。李茂贞在凤翔，表里持管籥者，亦呼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云：“半年发愤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尽力且为农家客，他年为尔觅金鱼。”是时，人奴腰金曳紫者，盖不难致也。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六合，礼毕，推恩百僚，宰相以下迁官一等。时参知政事三人，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兵部，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而知白独恳辞数四，上敷谕，终不能夺。王曾闻之，亦乞寝恩命。上曰：“知白无他意，但以卿为谏议大夫，班在上，己为给事中，鄙人，以是固辞，欲品秩有序尔。”因而从知白所请，而优加名数，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并赐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执七人，自文彦博仍前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除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除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挚除中书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枢密院安焘不迁，乃自正议大夫特转右光禄。焘上章辞，令学士院降诏不允。学士苏轼觉得：“朝廷岂以在朝六人，五人进用，故加迁秩以慰其心？既无授受之名，仅似姑息之政，欲受命草诏，不知所觉得词，伏望从其所请。”御宝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准圣旨进入。”焘竟辞，始免。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参政拜右相，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元居倬上，不得迁，朝论谓宜进为使。学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觉得言，高宗不准。绍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极，拜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相，参政陈骙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少傅，乃系特迁，且非覃恩，正固辞，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