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这才重新落座，与李参一左一右，陪在李迪两侧。因为治下有这些元老重臣，常常官职都远在转运使之上，为了不影响公事，朝廷专门有旨意，公事以转运使为首。州县送到漕司的书状，特别规定知州不管甚么身份，都要以部属的格局誊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仅以差事论，李迪这个前宰相还真算是徐平的部属官员。不过以李迪这类身份，再入朝堂随时会成为宰相在朝，而转运使只是官低权大任重的中层官员，不管如何也不成能直接进入两府。从这个序列上讲，李迪的身份又远在徐平之上了。
李迪笑道：“你是本路都漕，按例本路州县之官都在治下，受你刺察。到了孟州，天然是我该尽地主之谊，为你拂尘。”
这是期间的特性，科举考的并不是经义。说到底科举是提拔测验，只要能够把合适的人才提拔出来便能够，并不是才气测验。通过了科举中了进士并不是说就具有了仕进员的才气了，大多数进士出身的官员实际上都碌碌有为。但提拔官员这类事情，也没法停止才气测验，合分歧适，还是要由在事情中的考评来决定。因为大儒常常落榜，就忿忿不高山说科举轨制不公允，实际上是没有事理的。中了进士的大儒，比如汗青上的朱熹，实际上也不是多么优良的官员。强行把提拔测验改成才气测验，由重诗赋改成重经义，最后演变成明清期间的八股文，没有任何的主动意义。
当官重进士出身，官方的学术大师却没有这个讲究，实际上这个年代的学术流派初创者，名重一时的人物，大半都是没有中过进士的。泰山学派初创人、开两宋理学先声的孙复四举不中，苏湖学派初创人、使江南成为理学重地的孙瑗七次落第，李觏如果没有碰到徐平，汗青上一样也屡试不中。他们的学术和思惟都是靠讲学传播开来，一样得享盛名。
见真是李迪来了，徐平和李参仓猝上前去，见过了礼，把他迎到桌前，上位落座。
喝过了几巡酒，李迪对徐平道：“我听李通判讲，你比来要把京西路一年的新政清算出来，以给先人参照，不知是否有此事？”
李迪点头：“此人选才说得过，王拱辰是状元，文章天然不错。方城知县李觏，我也听过他的名字，看过他的一两篇文章，确是有见地。论起经学功底，李觏不下于泰山孙复和姑苏胡瑗，他参与出去，你的设法才气立得住。”
这是大宋到太宗真宗时候逐步成熟的祖宗家法，即“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表示在这里，就是“高低相轧”。即在处所上小官掌大权，重臣被管束，以防呈现处所气力派。实际上孟州民政以通判李参为主，也是贯彻这个原则。
徐平仓猝拱手：“下官何德何能，劳相公登门？等忙过这两日，我去拜见相公才是！”
李迪道：“好了，彻夜不要讲这些虚礼，坐下吃喝，说些闲话吧。”
李迪点了点头：“都漕本年在京西路做得实在不错，我为官数十年，增收赋税能到客岁京西路这类境地的，向来没有见过。更难能宝贵的，是官府手里的赋税增加了，百姓却没有刻苦，反而也跟着日子好了起来。常言天下之财有定命，不在官则在民，换句话说，在官则不在民，官府手里的赋税多了，必定是刻剥百姓。客岁京西路却不是如许，必定有与以往分歧的处所，之前的老话，只怕是没有效了。”
要立万世法，仅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赋税是远远不敷的，还必须有能被遍及承认的实际支撑。如汉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刘晏，在财务思惟和行动上都有反动性的进献，但都没有构成体系的实际，常凡人亡政息。另一个极度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变法的实际，再加上韩非子的实际，不管后代如何贬低反对，却一向传播，乃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惟被后代各家接收。实际上这个年代的理财思惟，很多都来自法家。韩非把工商列为“五蠹”，商鞅以为学者、贩子和技艺糊口的为无用之民，恰是重农抑商的实际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