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以是雍正对他们的嘉奖吹嘘，乃至到了凑趣的境地，能够连他本身过后也觉有失君王体统。不难想见，当他发明年、隆二人竟是那样的有负圣恩时，内心是多么地恼羞成怒、怒不成遏。但他那里晓得，他说的那种君臣干系，底子就不成能存在。在独裁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干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撑、相互信赖、相互体贴、相互鼓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划一的人之间。是以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底子就不成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据揭露，年在西北虎帐，非常地作威作福，飞扬放肆。给他送礼要叫“恭进”，他给人东西叫“犒赏”；属员伸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消咨文而用令谕，的确就是视同僚为部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顿时，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们上马问候，他竟然也只点点头。
以是，康熙归天九天后，雍正即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命令称他“娘舅”。从亲戚干系讲，雍正与隆科多确切分属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分歧于官方，甥舅干系要天子承认才算数。以是这个头衔，也算是封的，不是当然的。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圣祖天子忠臣，朕之功臣，国度良臣”，还说他是“真合法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罕见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凸起进献，如何会是“圣祖忠臣”？“国度良臣”也没太多按照，誉为“罕见大臣”更不知从何提及。说到底，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是以只要“朕之功臣”一句是实。一个天子，为了报酬功臣，竟不吝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罕见天子”。但是年、隆二人的了局也很罕见。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端被免除川陕总督和抚弘远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玄月，被捕下狱。
年羹尧乃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找他说话，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加严峻的是，当时社会上哄传，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或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负心。雍正一贯以乾纲专断、洞察幽微自居的，那里受得了这个？雍正也不是没有提示过年羹尧。二年(公元1724年)十仲春十一日，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折上唆使说：“凡人臣图功易，胜利难；胜利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恰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向来情面常有者。”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前提，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本身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死路。雍正这话，说得已很明白：作为一个功臣，是很伤害的。一不谨慎，就会进入危地，踏上险辙，走进死路，由功臣变成罪人。以是他说：“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作了耳边风，在回西北的路上，还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是以雍正抨击心起一发而不成清算。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棍骗他，乱来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叛变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