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阳侯孙程等怀表上殿争功，帝怒。有司劾奏“程即是乱悖逆，王国等皆与程党，久留京都，益其娇纵。”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远县。因遗十九侯就国，敕洛阳令促期发遗。司徒掾周举说朱伥曰：“朝廷在西钟下时，非孙程等岂立！今忘其大德，录其小过。如门路短命，帝有杀功臣之讥。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诏指方怒，吾独表此，必致罪谴。”举曰：明公年过八十，位为台辅，不于今时竭忠报国，惜身安，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机；谏而开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敷采，请今后辞！伥乃表谏，帝果从之。程徙封宜城侯，到国，痛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来往山中。圣旨寻求，复故爵土，赐车马、衣物，遣还国。
永建元年丙寅，公元一二六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东宫，太后意乃安。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无益于国度，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品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乃至之，屈体以下之，谦虚以访之，克己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高低。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实在不务其名也。
司隶校尉虞诩到官数月，奏冯石、刘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号为刻薄。三公劾奏：“诩隆冬多拘系无辜，为吏民患。”诩上书自讼曰：“法禁者，俗之堤防；科罚者，民之衔辔。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臧罪非一。三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即以尸谏耳！”帝省其章，乃不罪诩。中常侍张防矫饰权势，拜托受取；诩案之，屡寝不报。诩不堪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昔孝安天子任用樊丰，交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度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诩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当中，传考四狱。狱吏劝诩自引，诩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喑呜他杀，是非孰辨邪！”浮阳侯孙程、祝阿侯张贤相率乞见，程曰：“陛下始与卧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故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时防立在帝后，程叱防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箱。程曰：“陛下急收防，无令从阿母求请！”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因而诩子顗与弟子百馀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首流血，诉言枉状。梵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本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诩上疏荐议郎南阳左雄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成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节，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国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