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头绪，若为雪耻复仇，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仇，又不知当时群情如何耶？
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起；二是金人狡猾，要加强守备，不成松弛；三是调集百官详细会商，挑选精确定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设在内里，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北宋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停止构和。秦桧在构和中尚能对峙上述定见，因而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厥后，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朝中百官在会商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桧等三十六人以为不成。
父亲秦敏学曾任玉山县令，知静江古县，余则不详。绍兴十九年，高宗在其碑首书“清德启庆之碑”。
7）终究结局
秦桧身后不久，在赵构所公布的一道诏令中，对秦桧的擅生杀之权的事也已经加以揭穿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五年十仲春甲申(1156年1月5日)载：
秦桧南归后，送给赵构的第一件“见面礼”就是，要想天下无事，就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此中的“南人归南”，实只是一句废话，因为，肯不肯让南人南归，其决定权全操在女真贵族手中，是由不得南宋王朝如何如何的；而“北人归北”，则是女真人在1129年入侵扬州时就曾号令过的，这一次又借秦桧之口把它提出。
就高宗当时的思惟状况来讲，是常常摆荡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今后，群雄盘据，义兵蜂起，如果高宗专意乞降、乞降，谁情愿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究竟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同一起来，各种政治权势很快能聚合起来，申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规复”的旗号丢掉，另有必然的号令力和凝集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安身未稳，金人必欲毁灭而后已，高宗故意乞和而不成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向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步立住脚根，前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安身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抵上都是从战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遵循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逞强以给之”，“出其不料，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要求发兵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要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要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固然不非常果断，毕竟还是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