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魏置……北齐郡县皆有之……隋初有，后罢而有州都。
州县官吏平常事情，都算职分内应做的事，不在计课以内。所谓“职分”事，据《唐会要》载，大中六年（公元852年）七月考功司的奏文说：
唐五代的选官轨制
贞观初，岁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莅之，号监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厥后屡置监考，校考，知考使。自太宗定下这类轨制后，终唐一代，根基上没有多大窜改。这类考课事情，按规定必在岁终完成。这是为次年官员的选授供应根据。但在此前，中心的省、台、寺、监以及处所州郡各级机构的长官，先要对被考的部属职员停止品德才气的评定，并把他们当年的功过德才登上簿状，作为档案质料。其品级：流内官分九等，流外官分四等。定等以后，各机构的长官再调集被考人劈面宣读考核定见（被考人可对其考语提出贰言），通过后，注入簿册。至此，算是初审。接着，中心和处所各级机构遵循规定日期（京官限玄月十三日，外官限十月二十五日之前）把被考者的簿状送报尚书省。与此同时，尚书省又把部属各司和各道监察官所汇集到的有关官员的考课质料一并汇总，交考功司作为考校时的参考。
其黔中、岑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制科，是由天子下诏临时停止的测验。唐朝制科，项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此中最闻名的有贤能刚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养；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能够理人等。应制科测验的，可以是得第得官的人，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也可以是百姓百姓。制科测验，由天子亲身主持。《通考·推举考三》说：“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固然如此，制科在人们心目中的职位还是不如进士科。《封民闻见记》说：“制科出身，名誉虽高，犹居进士之下”。
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曰边疆清除（《百官志》作“清肃”），城隍脩理，为镇防之最。在停止考课时，考官便按照这“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把被考人的考成好坏和所得的善最多少，辨别为九等。其详细分等体例，据《新唐书·百官志一》所载：
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允可称，四曰恪勤匪懈。
《新唐书·百官志一》亦记录：
隋唐的科举制是提拔官吏的首要体例，共同着这类提拔体例，唐王朝又对官吏的功过、操行和才气规定了一套考核轨制，这便是考课。
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高低考，进二阶；
自南北朝末年，士族门阀轨制已经走向式微。关陇地区的士族门阀权势，本来就不象南朝和山东地区那样根深蒂固。北周官员的升迁已经不全凭家世门资。跟着同一的封建中心集权国度的重修，地主阶层要求扩大它的统治根本，与士族门阀轨制密切联络的九品中正制再也不能适应封建国度的需求了。隋文帝即位后，多次命令收罗才气之士。《隋书·高帝纪》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当时，代理吏部尚书的卢恺、侍郎薛道衡对峙以家世凹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成果是“潜愬纷繁”，卢、薛两人都遭到了“除名”的处罚2。文帝对峙荐举轨制，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还下了一道圣旨：“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到了炀帝设置进士科，才正式构成了科举轨制。当时的科举大抵有两种环境：一类属于临时的特科，相称于唐朝的制科，如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浑厚、节义可称、操履洁净、强毅朴重、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体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又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体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朴重、不避强御四科举人。”3这里的“十科举人”、“四科举人”都只是临时下诏，偶一行之，并没有成为一种轨制；另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最后只设秀才、明经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杜正玄投考秀才科，当时杂文测验很难。那年的题目是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白鹦鹉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的考题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几赋》等。当时秀才科的登科标准很高，每次测验落第的人很少，几近成为虚悬的科目。厥后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文，增加了登科的人数。明经科只考《九经》、或帖经或问经义，落第的人数较多。隋朝的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以“试策”取士，在中国选官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科举轨制今后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