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道：“伯元，这在老夫看来，倒是两回事了。当年田五抵挡朝廷，颇具阵容，并且他们一开端就是冲朝廷来的，面对如许的仇敌，天然要严加防备，勤修炮械，束缚士民。可本日你所见贼盗，倒是藏匿无踪，不与官府相抗。常日隐于百姓之间，我等为官之人，又怎能等闲发觉呢？以是按老夫的设法，这官方贼盗，便要以官方之法来破，你须得找到一些合适的百姓，比如钱塘江上的船夫，去寻那贼盗踪迹，如许或许能把他们的老巢探出来。我等身居高堂，去处与平常百姓大异，如果我们去做，必定暴露马脚，反倒能够让贼人抢了先机。以是伯元，这浙江官方，你可有熟谙之人？就是那种勤务农桑，却与读书仕进干系不大的。如果你有这般熟人，这件事就好办了。”
“李将军所言也不但于此。”阮元道：“除此以外，李将军信上还提及，近年来，因为盐务疲敝，私盐渐多，而这浙江私售私盐之人，有个常常堆积的处所，就是杭州、绍兴本地的南沙。但即便如此，李将军并不知南沙这些贩私盐之人，有谁胆敢公开对抗官府。并且，这南沙周遭百里，北自海宁、南至上虞，如果在这此中寻人，也不轻易啊？”
“伯元，如许说你可就说错了。你说的这些，我不但有经历，并且如果办起来，可不会比那些从戎的差呢。”没想到杨吉对这些事仿佛早有预感，笑道：“你们方才的话，我也都听到了。你们缺的那小我，不就是我吗？你们开端说，需求在百姓里找到熟谙贼人谍报之人，百姓里有没有这号人我不晓得，可我在杭州这三年，大街冷巷哪个我没去过？和那些百姓，我有甚么不敢谈的？向来我到了他们人堆里，都只像个浅显人一样，你若不信，你去大街上看看，我在那边面，你要如何认得出？你们说这里有些甚么‘贱籍’，常日被人看不起的，我虽不清楚，可我也是苗寨出来的，你们这里的人，又那里把苗寨当回事了？以是我和他们，恰好是一样的人才对。另有，你说只要当过兵的人才气去查探敌情，我固然没当过兵，可你忘了，我爹可在你爷爷虎帐里当过几年差呢。从戎的那些根基工夫，我爹也教过我一些，你又担忧甚么？以是你看看，你眼下熟谙的人里，另有比我更合适去刺探谍报的人吗？”
“兰泉先生所言有理。可我之前固然在浙江督学三年，常日打仗的，大半还都是读书之人，官方百姓对我倒也客气，可若说友情，便没有了。并且这件事本身也有风险，我又怎能如此等闲让那些百姓为我犯险呢？”阮元一时也没有合适的体例。
“伯元，如果如许，我猜这伙贼人，人数应当不会太多。你方才说那些遭劫之人，都是不知不觉之间，财贿为人掠去，而贼人所乘，也多是划子。这就申明他们并无公开犯上的本事，不过靠着些熟谙地形水系的伎俩，暗中作案罢了。可你想想，若只是如许一伙贼人，他们会有阿谁胆量，来粉碎你的就任之礼，又在这抚院当中安设火药，企图与朝廷相抗吗？我看此中另有蹊跷。”秦瀛听着阮元言语，也不由说出了本身的设法。
“伯元，这贼盗之事，实在我在常州，也多有耳闻，常州可有位隐居的大儒，兼通经史，你可知他是何人？”孙星衍俄然问道。
孙星衍所言疍户，是闽粤一带依船为生的渔民，堕户则是绍兴、宁波一带处置各种官方杂业（如红白事、剃头、吹打等）之人，而九姓渔户则是浙江各水道间的渔民。这些人在明朝因职业分歧于士农工商四民，又或曾与明军对抗之故，被列为低人一等的“贱籍”，直到清雍正年间，“贱籍”方才逐步打消。即便如此，“贱籍”以后仍然数代不能应举，在官方和其他农夫、贩子也多有隔阂。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因为人丁渐多，地盘不敷利用，很多务农之人更加轻视“贱籍”以后，恐怕他们前来争夺生存。对于这些事，阮元天然也有耳闻，不过他毕竟世代耕读，对于“贱籍”并没有多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