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吉却仍然安闲，笑道：“伯元，这可又是你藐视我了，你说做船夫，那不过就是两件事要做好，一是操船，二是泅水了。可这两件事，我都会啊？我来浙江以后，就一向在学泅水，现在不说能在水下待一炷香的时候，半炷香也够了。至于操船，这浙江水道，我陪你走得还少么，常日我闲来无事，便向那些船夫学习操船之术，你现在让我临时做几天船夫，那一点都没题目啊？至于你说贼盗劫人，我手中也没有多少银钱，又不是经商的，外人看来，只是个船夫，他们劫我干甚么？以是伯元，这件事你大可放心让我前去，如果你还担忧，我这就立个约，七日以内，我必返来，如何？”
王昶道：“伯元，这在老夫看来，倒是两回事了。当年田五抵挡朝廷，颇具阵容，并且他们一开端就是冲朝廷来的，面对如许的仇敌，天然要严加防备，勤修炮械，束缚士民。可本日你所见贼盗，倒是藏匿无踪，不与官府相抗。常日隐于百姓之间，我等为官之人，又怎能等闲发觉呢？以是按老夫的设法，这官方贼盗，便要以官方之法来破，你须得找到一些合适的百姓，比如钱塘江上的船夫，去寻那贼盗踪迹，如许或许能把他们的老巢探出来。我等身居高堂，去处与平常百姓大异，如果我们去做，必定暴露马脚，反倒能够让贼人抢了先机。以是伯元，这浙江官方，你可有熟谙之人？就是那种勤务农桑，却与读书仕进干系不大的。如果你有这般熟人，这件事就好办了。”
“渊如兄所言……莫非便是瓯北先生？”阮元道。所谓瓯北先生便是清朝名儒，史学大师赵翼，他与钱大昕齐名，所著《廿二史札记》在当时亦广为传播，赵翼和钱大昕干系向来不错，以是阮元因钱大昕之故，也读过赵翼著作。只是这时赵翼年龄已高，又兼足疾渐剧，不便出行，是以阮元南下之时，固然想到了赵翼，却并未前去拜访。
孙星衍所言疍户，是闽粤一带依船为生的渔民，堕户则是绍兴、宁波一带处置各种官方杂业（如红白事、剃头、吹打等）之人，而九姓渔户则是浙江各水道间的渔民。这些人在明朝因职业分歧于士农工商四民，又或曾与明军对抗之故，被列为低人一等的“贱籍”，直到清雍正年间，“贱籍”方才逐步打消。即便如此，“贱籍”以后仍然数代不能应举，在官方和其他农夫、贩子也多有隔阂。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因为人丁渐多，地盘不敷利用，很多务农之人更加轻视“贱籍”以后，恐怕他们前来争夺生存。对于这些事，阮元天然也有耳闻，不过他毕竟世代耕读，对于“贱籍”并没有多深的感受。
“杨吉你疯了？！”阮元听着他这些话，却底子不信赖这些都是杨吉说出来的：“你常日尽在我府中糊口，却如何去和那些百姓说话？你又没当过兵，刺探过敌情，就如许去查探谍报，你能查到甚么？如果你甚么都探听不到，反倒被贼人识了出来，你命都保不住！”阮元毕竟和杨吉已经共同糊口十六年，这时又怎能甘心他前去冒险？是以立即出言相驳，但愿他转意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