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制之难
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称。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低，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订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在朝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滑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顺俗至于四十八钱。承平兴国二年，始诏官方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官方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宣布弊端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时无他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次补。寇准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刚，难独任，乃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政，才一月，并命士安、准为相，而士安居上。旦、钦若各迁官罢了。准在太宗朝已两为在朝，今士安乃由侍从超用，惟辟作福，图任大臣，盖不该循循历阶而升也。
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觉得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承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马，诈称使者。欲反叛，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古制，但是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枢密称呼
中书舍人所接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草拟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何尝次日，故其职难堪。其以敏捷称者，如韦承庆下笔辄成，何尝草拟，陆扆初无思虑，挥翰如飞，颜荛草制数十，无妨谈笑，郑畋动无滞思，同僚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书于史策。其痴钝窘扰者，如陆余庆至晚不能裁一言，和闭户精思，遍讨群籍，与夫“斫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盖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广顺初，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顼代草制词也。顼时为监察御史，亦责复州司户。自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札授之，而续给告，以是拖延稽滞。段拂居官时，才还家即掩关谢客，畏其趣词命也。先公使虏归，除徽猷阁直学士，时刘才邵当制，日于漏舍嘱之，至先公出知饶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其他倩诿朋旧，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选者，不觉其难，殊与昔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