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自晋、汉以来屡寇河北，轻骑深切，无藩篱之限，效野之民每困杀掠。言事者称深、冀之间有胡卢河，横亘数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是月，诏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将兵夫浚胡卢河，筑城于李晏口，留兵戍之。帝召德州刺史张藏英，问以备边之策，藏英具陈地形关键，请列置戍兵，募边人勇猛者，厚其禀给，自请将之，随便宜讨击。帝皆从之，以藏英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批示使。藏英到官数月，募得千馀人。王彦超等行视役者，尝为契丹所围。藏英引所募兵驰击，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卢河，河南之民始得歇息。
蜀主闻之，遣客省使赵季札案视边备。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还，奏称：“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凤州刺史王万迪非将帅才，不敷以御大敌。”蜀主问：“谁可往者？”季札自请行。丙申，以季札为雄武监军使，仍以宿卫精兵千报酬之部曲。
乙巳，帝发晋阳。匡国节度使药元福言于帝曰：“进军易，退兵难。”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汉果出兵追蹑，元福击走之。然军还匆遽，刍粮数十万在城下者，悉焚弃之。军中讹言相惊，或相剽掠，军须失亡不成胜计。所得北汉州县，周所置刺史等皆弃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汉，又不敢归周，婴城自守，北汉遣兵攻拔之。
丁亥，置宁化军于汾州，以石、沁二州隶之。代州将桑珪、解文遇杀郑处谦，诬奏云潜通契丹。
己巳，废镇国军。
上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令不忘。又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览焉。”比部郎中王朴献策，觉得：“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以是失之之原，然后知以是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罢了。夫进贤退不肖，以是收其才也；恩隐诚信，以是结其心也；赏功罚罪，以是尽其力也；去奢节用，以是丰其财也；时使薄敛，以是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气既归，天意必从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驰驱而救之。驰驱之间，能够知其真假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肆，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能够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囊括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成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觉得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简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期年以后能够出师，宜自夏秋积蓄实边矣。”上欣然纳之。时群臣多守常苟安，所对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筹划，皆称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识。未几，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