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这几个方面，就能看出几位小说家是沿着一条路走过来的。如果说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第一个岑岭的呈现，是由明朝的几部口语长篇小说为代表，那么，第二个岑岭就是由清初白话的《聊斋志异》和口语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表示出来的。文白在思惟上合流，把当代小说推向了最后的更高的新阶段。
继《聊斋志异》以后，又呈现了《新齐谐》、《谐铎》、《夜谭随录》等一批条记小说。有的仅笔法仿《聊斋》而杂记方物，既不敢触及社会题目，又写不出动听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无愤激之情，有闲暇之致，“戏编”笔墨以自赏，与群众的痛苦不相干，从精力上同《聊斋志异》是背叛的，乃至是对峙的，如何能算作一个流派呢？
科举轨制毒害了知识分子几百年，小说史上有谁提出来反对过？相反的是在小说戏剧中充满着状元起家的故事。蒲松龄第一个提出来了，揭穿了考场的各种暗中弊端。但是，他还没触及轨制，只以为考场之弊误了人才，肃除此弊，有的便可得中，他本身就老想得中。他这类设法也是冲突的，因为即便公道地得中的人，也并非真才。吴敬梓比蒲松龄进步了一步，在《儒林外史》的一开首，就说这个轨制定的不可，使知识分子连行动出处都不顾了，以是他笔下淋漓尽致的揭露了科举制造出的化名流的丑态。吴敬梓也有才，但他看破了，偶然于功名，萧洒得开，以是走得远。曹雪芹就比他走得更远，以为凡热中于此道者，皆为“国赋禄鬼之流”，大有绝壁放手的派头，完整看破了连制造科举轨制的阿谁社会也没前程，有才者又何所用？蒲松龄只能缔造出悲观了的形象，吴、曹则缔造出了摆脱此樊笼的人物形象。但是他们所面对的倒是同一个轨制，是志同道合的应战者。
十八世纪的小说家曹雪芹踏上了蒲松龄斥地的路，并在这个根本上提出了新的题目。蒲松龄眼下的“乱世”，到了曹雪芹的眼下就成了“季世”，是以他不去“哭皇天”，以为天也出缺点，需求补。但是，补天的石头另有一块没用完就补上了“天洞”，成果呢，仍然不是好天，天下仍然是“美中不敷今方信”，如何办？干脆等它塌了吧，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洁净！曹雪芹走到这里也止步了。这是“最后的题目”，他今后的小说家答复不了，只好由汗青来答复了。
三
再如，蒲松龄察看到了封建轨制下妇女题目的各个方面，但是他一旦想找处理的体例就堕入窘境，连多妻制也想来调和，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他当然也有更抱负的人物，但那只存在于胡想当中，以花妖鬼狐的形象呈现。吴敬梓则不但揭穿封建礼教的吃人，还敢写杜少卿拉着老相好的手游山玩水，放达多了。他本身的行动也狂放不羁，比蒲松龄更少受束缚。曹雪芹不但在实际上大胆地向男尊女卑的传统看法应战，称道女子比男人钟灵毓秀，并且更缔造出了实际糊口中男女争夺婚姻自主的男女青年的典范形象。封建礼教帷幕被他们逐步撕破了。
一九八〇年十月下旬于京郊黄金台
蒲松龄对于当时社会的暗中征象是有深切的察看的，是满怀着气愤的豪情去揭穿的，乃至在《促织》如许的作品中还勇于对为非作歹的天子透露微词，这就比畴昔的白话小说家英勇多了。但是他的熟谙更多的是对于中基层官吏的表示，以是他胡想有清官来解民于倒悬。《聊斋志异》中很多本来是悲剧而恰好又呈现了虚幻的光亮尾巴的作品就是如许构成的。在康熙期间，转别是中前期，贪污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施世纶式的“天下第一清官”究竟有几个？蒲松龄就看不清，不但看不清，他本身还一向想作官，这岂不是冲突？我不信赖蒲松龄作了官就必然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因为他对繁华繁华是有胡想的，这和作清官又是冲突的。比蒲松龄的糊口略微好的人很多，比他糊口苦的当更多，但是他们却一定都去思虑这些社会题目，在“乱世”下“乐天知命”放心当顺民的大有人在。而蒲松龄却大揭“乱世”下的烂疮疤，替被毒害的基层群众提出控拆，这不正表示出他勇于正视实际的一面么？不要因为他还没有充分熟谙到“乱世”的衰弱性，就再加他一个“范围性”的考语，要详细阐发透他为甚么没有熟谙到的启事就行了。蒲松龄是从乡村基层的观点来察看当时的吏治的，带有农夫的直观性和朴实性。他不体味封建统治阶层的上层，他也没有打仗到上层的政治活动。用个形象的比方，他的气愤和控告，正象俚曲中的“哭皇天”，只要“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