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可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而好画鬼怪，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怪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不足。故不消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六合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贤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贤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贤人以身材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反面；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度之柄，而兼任其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可，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惧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而至也。
故贤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动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稳定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贤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东西，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霸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诲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以是言，得其以是言者，言弗能言也。
夫弦歌鼓励觉得乐，回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命，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不过；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别，风俗相反，君臣高低，佳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伐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尽忠者，则才不敷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门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天子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觉得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天下雄俊豪英，透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绐平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觉得不肖。逮至暴动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通衢，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偶然而用也。